编者按：近期，国内制造行业由于用工成本过高，开始往更廉价的地方转移。很多服务行业，如餐馆也出现关门，房租涨的过快是一个原因外，用工成本过高。

    人们逐渐认识到，生产率和资本形成都严重依赖于劳动收益率——用于工资以及福利补贴的那部分附加值占总附加值的比例。无论是企业、产业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如此。如果这个比例高于一个阈值，通常在80%~85%之间，生产率就会下滑，资本形成也会降低，甚至无法维持目前的就业状况，更不用说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美国的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今天人们普遍为美国工业竞争力的衰退扼腕叹息，甚至怀疑美国式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美国病”基本上仅存在于汽车业和钢铁业。

    美国制造业（从流行商品到飞机，从纺织品到计算机）出口最近4年一直保持异常繁荣的景象，几乎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出口一样繁荣，而那时我们的潜在竞争对手的工厂都已在战火中成为废墟。美国工业的大部分产业出口旺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危言耸听的1979—1980年“大衰退”并没有像预期的那么持久、那么严重，尽管石油价格暴涨，汽车业和钢铁业几乎崩盘。事实上，里根政府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主要难题之一，就是我们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出口顺差。

    也就是说，人们原本以为汽车业和钢铁业能够真实地反映规律，结果它们才是真正的例外。它们之所以是例外，主要是由于它们在工资和福利方面花了太多的钱。在美国的大部分制造业中，劳动收益率一直低于80%（虽然我们很难获得可靠的具体数据）。但是在汽车和钢铁行业，这个比率却远远高于85%，甚至可能接近90%。

    不管是以每个雇员、每个实际工时来衡量，还是以每单位产出来衡量，美国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劳动力成本都比其他制造业的平均劳动力成本高出50%~100%。在福特汽车公司，每个雇员1小时的劳动力成本，包括所有的福利和不工作时（缺勤）的成本，接近25美元。相比之下，即便在化学制造业等高薪行业中，这个成本也只有15美元左右。由于日本、德国的汽车和钢铁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跟美国其他制造业的平均劳动力成本不相上下，美国的汽车业和钢铁业在出口产品竞争中麻烦不断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无怪乎有那么多的汽车工人和钢铁工人失业了。

    除了日趋激烈的与进口产品的竞争，高达85%~90%的劳动收益率还导致了资本形成匮乏，从而给未来的就业造成威胁。即便是通用汽车公司，要想筹集到足够资金对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转向生产节能型汽车也十分困难。

    在欧洲，福特汽车公司已经在生产、销售有竞争力的节能型小汽车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在美国本土，福特汽车公司却无法及时聚集足够的资本来改造工厂，以生产它早已能够生产的新车，而且这新车已经获得了市场的认可。钢铁业也是同样的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得再好、规划得再好、设计和营销得再好，都无济于事。

    在整体经济层面也是如此。劳动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85%以上的国家，比如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等，也都深陷困境。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的劳动收益率基本保持在70%~75%，或者最多80%。

    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的运行来说，劳动收益率似乎比国民生产总值中经由政府转移支付的部分所占比例更加重要。在德国，这种转移支付所占比例相当高，而在日本则相当低。但是两国的经济运行情况却很相似，而且都比美国的情况要好得多。在美国，虽然转移支付比例较低，但是其主要产业的劳动收益率却很高。

    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传统上都极少关注劳动收益率，原因很简单：这在以前并不构成问题。自从大卫•李嘉图首次发表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文章之后，关于“工资基金”和“资本基金”之间关系的研究和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200年。但是直到凯恩斯，核心问题总是停留在怎样防止“资本基金”过剩。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考虑到80%~85%的劳动收益率，即便是最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不得不接受如下观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必须关注恢复生产率和资本形成。

    高劳动收益率也给工会，以及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工资的传统做法造成了生死攸关的危机。美国两个由于高失业率而身陷困境的产业——汽车和钢铁工业中，工会几乎垄断一切，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工厂不承认工会，这绝非巧合。

    此外，高达80%~85%的劳动收益率导致劳工运动的所有准则失效，比如“劳动力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再高都不为过”这一公理。早在100多年前，也就是劳工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劳动力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最多不超过40%。因此，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始人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把劳工运动的目标定义为“要求更多”。

    然而，当劳动收入已经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5%、已经不可能“更多”时，这个目标还能维持下去吗？或许此时人们应该考虑的是对劳动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设定一个限额，从而使一个企业、一个产业或一个国家能形成足够的资本以维持未来的就业。

    劳工运动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准则，即工会垄断与商业垄断不同，永远不会造成损害。亚当•斯密指出，商业垄断会降低总需求，从而导致失业。与之相反，劳动经济学家们100多年来一直主张工会垄断只会创造需求，也就是购买力，因此不会加剧失业。甚至大部分倾向于企业的经济学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只有几个美国的异端分子除外，例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已故的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两人都来自芝加哥大学。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美国的汽车业和钢铁业，工会垄断的确对高失业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早在马克思之前，工会就一直主张工人的储蓄倾向应该发展得至少跟他的收入增长一样迅速。在剩余价值较低——除劳动收入之外很少有其他收入的社会，资本形成不应该低于资本形成由资本家或企业掌控的社会的水平，甚至应该更高。凯恩斯关于消费需求对投资具有乘数效应的假设，不过是对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者和劳动经济学家们所信奉的准则进行了一番冠冕堂皇的理论阐述。

    但是这些准则中有哪一条仍然具有保留的意义？还是我们必须用截然不同的假设取而代之？其中一种假设可能是，一个企业、一个产业或一个国家要确保有足够的资本形成，劳动收益率就必须保持在一个特定值以下，比如80%或85%。也许我们应当限制工会的垄断权力，让被工会主导的产业维持自己的竞争地位，以及创造未来工作岗位的能力。

    我们还必须在劳动收入所占比例的增长与刺激资本形成（尤其是企业的资本形成）的措施之间进行平衡，哪怕这意味着大的转变，比如把对高收入的税收转向营业税，或者免除对储蓄、资本利得和企业利润的税收。我们甚至可以接受基于资本形成率之上的劳动收益率增长，或者以某种方式把二者联系起来，当然这种方式不是像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所主张的那样，完全依赖于乘数效应这只看不见的手把消费需求或货币供应自动转化成投资。

    工会危机是所有挑战中最为严峻的一个，这是一种成功带来的危机。一旦工会实现自己的目标，该机构就将趋向保守，最终腐败和退化。

    1980年的波兰事件再次向世人显示，现代社会需要工会。哪怕是在一个自由经济国家，市场已经对老板的权力设置了严格限制，仍然需要有一种能够与老板的权力相抗衡的力量。但是这种抗衡的力量仍然是一种权力。为了使这种权力正当化，它需要具备明确的责任、义务以及预设期限。迄今为止，这正是工会所缺乏的。（1981年）

    本文摘自德鲁克著《变动世界的经营者》（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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