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路上偶遇,你会以为吉晨只是位博士生。可事实上,吉晨这位不折不扣的70后，是第五批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现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材料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为光子集成芯片、大功率激光器及光电子芯片产业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博士毕业后他在美国加州北部旧金山附近的硅谷干了十多年的时间，8年的时光在美国AvagoTechnologies半导体公司（原为美国惠普/安捷伦科技半导体产品集团）负责下一代通讯用光电半导体芯片器件的产品研发与量产转化工作，中途的两三年加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研究员，并参与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的一个光子集成通讯芯片研发项目。

    由于有中国与美国、公司与高校的不同经历，吉晨对人才观、科研管理模式有着不一样的视角。

    “天才”与“傻子”是可以转换的两个极端

    实际上，吉晨与多数“千人计划”专家不太一样。他13岁时就远渡美国。刚到美国之初因英语跟不上，被学校要求留级；直到高三跳级，才“争回了面子”。在许多美国朋友眼中，吉晨几乎是个地道的“老美”，回国更像“出国”。但是，他却认定一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就像计算机初始化一样，在幼年时代扎根心底，想改写并不容易。”

    一个偶然的机会，吉晨在同学的引荐下结识了中科院半导体所的半导体光电子学专家、中科院院士王好。在电话里，王圩表达了将半导体技术产业化的强烈意愿，和对吉晨加盟中科院半导体所的恳切希望。这些最终让吉晨的理想得以实现。在中科院半导体所，除了做研究员，吉晨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博士生导师。在他看来，中国培养创新型人才迫切需要的是一种多层次的人才结构。

    “在美国，我遇到80%的中国留学生来自北大、清华、中科大，他们聪明、刻苦,但是与顶级的美国科技人才相比，几乎千人一面，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雷同，真正出类拔萃的学生比例很小。”吉晨说罢找来纸，画出“高斯分布曲线”向笔者解释。在这条抛物线上，坐标轴从左到右、从低到高代表着智商与能力。

    “中国留学生集中分布在这儿”，吉晨指着曲线右后段，标出一个狭窄区间，“而美国的大学生分布在曲线的各处，有异常偏科的‘天才’,也有蠢到一塌糊涂的‘傻子’。”

    吉晨指出，正是在多兀的思想碰撞中，才会形成异彩纷呈的创新局面。美国社会笃信“人无完人”，“天才”与“傻子”是可以转换的两个极端，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很出色，但在另一方面则一无所知。在中国“偏科生”往往被高考刷掉，而在美国，“天才”和“傻子”往往同在一所校园。

    优中选优是中国人的高考选拔思路,而在参差不齐的美国高校里，天才又该如何炼成？吉晨认为,高淘汰率是一个重要保证。

    他解释，进入大学是一个“紧螺丝”的过程。他回忆读研究生期间，只有一半的人能毕业，有些人半途退学找工作，有些人读完一年级便转学了。也曾有学生在大学里读了17年，最后都“混”到实验室主任，却因各种原因迟迟未能毕业。

    “关键是有个体制把非正常的金子给淘出来,优秀的人才体制应该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吉晨说，每一个层次逐级优胜劣汰后剩下的才是“金子”，片面追求毕业率指标与此刚好相反。

    当中国学生遇到“惠普模式”

    中科院半导体所圆了吉晨的教书梦，吉晨也尝试着将“彬彬有礼”的放手式管理模式搬入实验室。这是他早在美国惠普公司项目管理中习惯的模式一项目负责人安排粗框架，细节交由手下人执行,并且在时间上不加以控制。

    一学期过后，他碰了个软钉子。没有导师的安排和监督,一些博士生在一周时间内什么都没有做。然而，在美读书期间,吉晨身边有一群“为物理而活”的同学，他们每天除了6小时睡觉，剩余的18小时都在思考物理问题。在他看来，中国要更新科研机制，实现尖端创新，实际上要有一帮科学狂人在竞争。

    学生主动性差，一度让他很失落。他曾问中国学生：“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他渴望听到“兴趣”二字，然而大多数人回答的是“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很好”。在他看来，兴趣乃至全身心投入是高科技人才必须具有的基本素养。

    如今,实验室正在针对博士生培养进行三项改革：奖励前20%的学生，约谈末位学生，如果一名学生连续约谈两个学期，将有劝退的可能；将以往发表2篇论文的要求提高到3篇，须得导师同意学生才能毕业；毕业设计延期一两个学期无法完成者,将被取消博士授予资格。“归根到底还是要打破吃大锅饭心理。”吉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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