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每一人的工作都由组织安排，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要求“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大学毕业要求“一颗红心，两（多）种准备，服从祖国召唤”。在人的选择上，个人的才能被放在了第二位，政审则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被调动的人出身成分不好，即使他（她）的能力再强，也不会被重用。我们询问过一些曾经在那些年代工作过的老人，力图为这一年代寻找多些有关工作的词汇，但众口一词都是“组织调动”，词汇的贫乏让人感觉到当时的人们对于职业选择的“无奈”，这种情况一直被延续到“文革”前。
有人说，“文革”期间，一切被“戏剧化”了。在文革前期，造反就是当时的工作，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权威，是被批判的对象。此后，广大青年响应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去建设兵团；干部响应“五·七”指示，下放农村接受劳动锻炼。仍然是计划体制安排，仍然受组织调动的限制，人们必须服从分配，否则将面临除名、无业，成为社会上的“混混儿”，这样的人是被社会舆论所不齿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镇出现的大批“待业青年”，使中国的就业压力达到极限。为此，政府出台了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一套政策，宣称“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应当允许雇少量帮工和学徒”。从事零售、修理、餐饮等行业的“个体户”，开始改写中国城镇街头巷尾的面貌。在北京繁华的前门闹市，待业青年被组织起来卖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
八十年代初、中期，招工、以工代干、借调开始显现，工厂里出现了“技术能手”，工资单里出现了奖金；“人才”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人才交流中心也应运而生。每到星期日，有技能的工程师到乡镇郊区挣“外快”，人称“星期天工程师”。八十年代后期，体制的转变催生出无数的公司，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在王府井百货大楼扔到街上一板砖，砸到的准是个经理。”，随后几年，砸到的变成了保险推销员、出租汽车司机……人们街头巷尾的议论采取这么一个定式，然后带入某职业身份的函数，得出来的结果往往是这类人太多的评价。
进入九十年代，人们开始感叹：“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旧有人事体制的局限早已被打破，在“体制”内外互相张望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下海从业的人也逐年增多，不过值得忧虑的事情仍然存在。当时人们流传着关于“暴发户”的民谣：“身穿皮大衣，腰别ＢＰ机；清早出门去，打个夏利的；先洗桑拿浴，后唱VCD；走进包房里，挎俩母狐狸。”
可喜的是中国的人事体制改革迈出了令人振奋的一大步，人才市场、职业介绍所、外企服务公司、招聘市场以及形形色色的人才招聘洽谈会，将就业市场和职业分工极大地丰富化了。“猎头公司”摆脱了被人误解成“猪头公司”的尴尬局面，堂而皇之地鼓动人才跳槽，设计人才的职业生涯。“我是人才我怕谁”，在此时，富起来的已不再是“个体户”，高级人才成为职场中的“新贵”。
随着招聘一词的广泛使用，与之相关的初试、面试成为筛选人才的第一道门槛。在招聘技巧上，人才测评被广泛应用，即使是政府部门的局级干部招考，也引入了人才测评作为科学的选才方法之一。
随着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的进展，“下岗”、“转岗”等新词大为流行。尽管1998年“下岗再就业明星”这样的新词也由媒体创造了出来，但人们都知道下岗的队伍里也多了官员——这一年两会间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把许多吃皇粮的人的饭碗拿掉了，他们被要求3年内“分流”和“转岗”完毕，而其中一批官员已决定派往国有大中型企业担任特派稽查员。而在此前，国家政府部门的干部已经被正式称为“公务员”，从80年代开始在90年代得到逐步推进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也使人们熟悉了处级、局级干公开招聘，公务员辞职辞退办法这样一些新鲜的词汇。
九十年代职场中的新生词汇让人眼花缭乱，二十一世纪多得更让人眩晕。随着“海归”的大量涌现，“海待”的出现让人们开始反思出国留学的意义；白领、蓝领的出现并没有限制人们的想像力，金领、灰领、油领、粉领粉墨登场；CEO、CIO已不是什么新鲜名词，SOHO一族更让人羡慕……55年来，职场的变化大体可以用这样几个流行词汇进行概括：组织调动、下乡、待业、辞职、下岗、跳槽、下海、再就业、创业等等，这些词汇的演变足以显示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职业选择权的逐步释放。
55年的中国职场，犹如一首由各个年代不同“词汇音符”组成的歌，如果你细心品味其中的每一个“音符”，都能感受到这些“音符”带有的时代烙印。尽管我们无法想像未来职场又将出现什么新鲜词汇，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将更为宽广、更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