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彬，安徽人，从北京一所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现在已经成为一家滑雪场的总经理。一星期中，他有5天在公司，1天见客户，剩下1天在家里筹划工作。许彬说：“除了哄老婆，其他时间就是工作、工作。”

　　小叶，重庆人，2007 年从湖北某高校本科毕业，去过广州实习，也徘徊过上海的媒体和北京的互联网公司，最终因为更喜欢北京这座城市而留了下来。小叶说：“我知道很多比我收入高的人，也知道很多比我收入低的人，他们都在北京，都在我的周围。”

　　赵舟，广西人，去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一家央企的公关部门，每天的工作就是写稿子、改稿子。赵舟说：“虽然工作专业对口、压力不大，可我应该扩展知识面，去接触企业的核心业务。”

　　这3个年轻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城市中的白领。白领是一个舶来词，指的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经过上大学和找工作两次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留在了大城市中。与他们聊天时，会先说到工作、然后是房子，再说说男女朋友（他们大部分未婚），最后问道“会把这里当家吗”，他们通常会稍稍沉默下，然后给出不同答案。

　　人移民到了城市，心放在哪里？

　　工作和户口，新移民的两座大山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中有38.5%的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另有研究表明，“白领”群体正是密集分布在这三类职业当中。所以，白领已成为城市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6月，《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No.1》（以下简称《报告》）新书发布会暨“转型中国与青年流动性”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报告》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负责的课题组撰写，将1980年以后出生、不在原籍工作居住的年轻人称为“城市新移民”，包括了“蚁族”、“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白领”。

　　城市白领是这3类人群中经济状况最好的，平均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前文提及的这3个年轻人，其收入则更为优厚，许彬的底薪是20万元，再加上根据经营状况的提成；小叶月薪约为9000元，每年还有至少一次涨薪20%的机会；赵舟的年收入也在15万元以上。与“蚁族”和农民工相比，他们不必太为生计发愁。

　　与收入相应的是工作压力。许彬住在南二环，但工作地点在顺义，每天上下班要开车4个小时以上。他手下管理着50多个员工，即使人在家中放假，脑子里想的也是如何优化公司结构，工作占据了他“大概70%的精力”。许彬一度觉得自己结婚太早，不然可以腾出更多时间。

　　除了迫在眉睫的工作压力，那如影随形的户口问题，可能更让白领们产生莫名的焦虑，因为这还关系着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福利。所以，户口俨然成了招聘方的金字招牌。2011年北京20多万名应届毕业生中，外地生源的留京名额仅为6000个，比上一年锐减2/3，本科生留京几无可能。而大部分人一旦错过应届留京，就不再有机会。

　　赵舟是这3个年轻人里唯一拿到户口的，他毕业时曾有机会去广州工作，那里薪酬更高而且离家近，因为北京户口的诱惑才留了下来。小叶申请了工作居住证，他比较乐观：“工作居住证的作用，除了孩子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其他都和户口相同。高考这种事情，谁知道20年后会怎样，我相信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

    对新移民来说，有一个安身之处是最基本最朴素的愿望，但在“居不易”的大城市，大部分年轻人在高房价前坐立难安。许彬刚刚在北京北五环买了房子，这里的房价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4万元。尽管在同龄人当中，许彬夫妇的收入并不算低，但每个月2.5万元的还贷，还是让这个刚刚起步的小家庭捉襟见肘。许彬说：“首付是双方父母凑的，但我们的压力还是非常大，估计几年内都要借债度日。”

　　一个证券行业工作的名牌大学研究生曾对廉思说：“月薪1万，节余8000，但什么时候在北京买得起一个厕所？对农村来的孩子来说，首付就是天文数字。我父母没有给我买房，我不能再对子女不负责任。”而另一个青年的心理已经扭曲：“父母没有给我多一套房，那现在对我最大的贡献就是去死。”

　　赵舟和小叶都没有买房。赵舟说：“我定居北京的意愿有六成吧，觉得自己没有在北京扎根，一个具体的表现和原因，就是没房子，觉得自己是漂着的。”小叶说：“其实我对买房不是很有热情，但是爸妈很着急，而且他们认为有了房子才有妹子（女朋友）。如果在买房过程中非常不愉快，我会考虑换个城市。”

　　换个城市、出国，这是青年白领屡屡提及的词语。《报告》调查显示，未来打算留在当地的白领占40.9%，认为自己已是当地人的仅有10.7%。

　　房子不仅是身体的住处，还关乎心理的归属感。廉思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当前租房市场不规范，许多青年人在租房居住过程中面临着“租金上涨随意”、“恶意扣除押金”以及“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其中很多人都曾有“被临时通知腾退住房，另寻住所”的经历。“这些情况令青年将租房与‘居无定所’相联系，房子成为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廉思说。

　　一个IT界的青年白领在廉思组织的座谈上说：“住房是锚，住房在哪儿，生活工作的一切就都定在哪里。”廉思说，很多青年感到“住房资源”正逐渐代替“职业”，成为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因为房子像病毒一样蔓延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子女升学、身体健康等各方面，一旦在“住房资源”上处于弱势，就走上了恶性循环的贫困之路。

    有家的感觉，理想也在兜里

　　廉思课题组在研究青年白领群体时，特别关注他们与城市的融入度。的确，白领对自己奉献了青春的城市是很有感情的。许彬在北京11年，每次出差回来都有回家的感觉。“所有朋友以及现在的生活圈子都在北京。每次去外地，都会有意无意地和北京比一比。”许彬说，“但也不能说完全融入北京，因为回到安徽的家，那种乡情又特别舒服，这在北京体会不到。”

　　赵舟在北京生活了7个年头，对在哪里可以吃到什么、玩到什么，可能比老家还要熟悉。不久前在重庆出差，赵舟在公交电视上看到北京地铁规划的新闻：“当时就觉得这在说我家，因为这是我每天的生活。平常不觉得，一旦离开北京发现很眷恋。现在过年回家，会时不时看看北京台在播什么，以前我可从来不看。”

　　《报告》发现，与农民工相比，白领的朋友和同事圈中，本地人的比例都更高，“这意味着他们与城市的融入度更高”。不过，如果看绝对数量，他们还是更多与和自己一样的“外地人”在一起。许彬虽然没把自己当外人，但朋友基本都是外地人；赵舟觉得自己和背景相似的人更有共鸣，但以地域来区分不科学，还是要看人。

　　“白领的人际圈多为同事和朋友；而目前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中，从事白领工作的年轻人以流动人口为主体。这种看似低融入度的社会交往，并不妨碍白领的城市认同，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城市文化、发展机会与发展潜力等理性因素。”廉思说，“但这种‘高城市认同、低市民交往’的特点有较大隐患，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过度分野，双方少了人情味的沟通，多了火药味的竞争，无法编织共同的社会网络。”

　　和年轻的白领们聊天，问他们“快乐吗”，他们的眼神通常是明亮的。

　　许彬当年辞职去念MBA，就是为了圆自己的创业梦和高管梦。毕业时原本可以去薪酬更好的公司，但为了理想，许彬接手了这个从开业起就连年亏损的滑雪场。现在滑雪场在他手上已经盈亏平衡。虽然工作忙碌，但他已经开始做下半年的阅读计划，他对历史颇感兴趣。

　　小叶刚来北京的时候，每到周末，他就在租的房子里做饭，还时不时请在北京实习的学弟学妹们到家中做客，一起玩“桌游”。“工资虽然不多，日子也是快乐的。”小叶说，“生活还是看个人态度。每天我都能看到笑脸、哭脸、没表情的脸，这些不同的脸一定不是北京带给他们的压力不同，而是他们的心态不同。住在这样的城市里，要活得快乐，靠的不仅仅是付出和收获，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心的‘修行’。”

　　赵舟为了省钱和方便，在学校里租了房子，他笑称最近最快乐的事就是吃了一顿海底捞。赵舟说：“我对生活很满足，但是不满意。满意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人没有理想就是僵尸了好吧！”他的日常生活很简单，节约下来的钱，他有两个规划，一是买房，二是出国读书，物质和精神，一个都不能少。

(采编: 钢之家资讯部 请勿转载 垂询电话:021-50583109)